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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达默尔诠释学在翻译学中应用
专业翻译机构--丽都翻译公司-因为专业 所以卓越   2013-09-09 15:22:25 作者:董哲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外语学院 来源:才智 2012年28期 文字大小:[][][]
摘要:本文从加达默尔诠释学的三大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重新认识和定位翻译。这三个原则对翻译学研究和英语教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伽达默尔的思想上。
 关键词:翻译伽达默尔视界融合
 一、翻译与诠释学
 诠释学一词最早源于希腊神话中一个信使的名字赫尔墨斯(Hermes)。由于诸神和凡人的语言不同,赫尔墨斯的工作就是将诸神的指令转换成凡人的语言,并将晦涩难懂的语言指令进行疏解,以使一种意义关系从陌生的世界转换到人们所熟悉的世界。
 加达默尔在《古典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中说到:“谁想成为一个翻译者,谁就必须把他人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诠释学’的工作就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从中可以看出,诠释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学科,而且发展到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时,语言已成为其核心。现在我们所说的翻译工作就是一种基于语言的理解和诠释活动。
 二、伽达默尔的三大原则1.理解的历史性
 加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类是历史的存在,有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无论主体还是客体都嵌于历史性之中。由此,正是人的历史性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基础。对文本的理解和翻译也是历史性的。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无论哪一位译者都会受到主、客观历史性条件的制约,历史性偏见和误读是时代可以理解的。
 加达默尔声称“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肯定了偏见的积极性,理解的偏见进一步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译者主体由于受到历史背景的制约具有不同的生存经历、不同的价值观,从而产生不同的偏见,在翻译中作出不同的选择,谱写出不同的译本。有时也正是因为后来者对前人的偏见不敢苟同,才推动他们对同一文本不断地推敲、更深入地理解、更恰到好处地重译。而每一次对重要著作的重译都将会在学术圈引起一番异议和争论,而这种异议和争论本身也是偏见与偏见、理解与再理解的正面冲突,必将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推动意义的理解和翻译进一步向前发展。
 哲学诠释学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人的根本特征就是历史性,他扎根于历史,成长于一定的历史潮流中,同时也受到各个时代的规范的制约和限制。因此,作为人的译者既是历史的产物,被动地尊重历史、反映历史,又积极能动地与源语文本的历史视域进行互动,达到译者新视域和源语文本视域的高度融合。
 2.作者与译者的视界融合
 源语文本是原作者对生命的体验和智慧的结晶,需要译者去感悟和理解。这表明译者在重新唤醒对原作者和源语文本意义的过程中,势必将自己的思想灌注于他的理解中。哲学诠释学代表加达默尔认为“理解的本质不是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对作者意图的单方面理解、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理解应该是相互理解,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理解的双方,即作者和译者有各自的视界,都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历史理解。源语文本代表的总是作者的视界,而译者的视界是在其自身的时代氛围中形成的。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隔离,两种视界肯定存在着一定差距。
 加达默尔主张译者应在理解过程实现两种视界融合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译者和原作者得到提升,到达一个全新的视界境界。因此,翻译时已不是以文本为主体,而是以译者为主体。同时,哲学诠释学的翻译思想强调译者主体性,译者的理解并非在于将自己完全纯粹地投入到作者的身心和思想中,去体验他人的生命经历,而是一方面通过源语文本和作者达成理解性的对话,另一方面理解者或译者通过同自己对话不断使理解深入。理解和翻译的最高境界就应该是通过这样的主体间对话,超越个体自身的有限视界,达到对话双方更高层次的交流,即“视界融合”。
 3.翻译中的效果历史意识
 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另一突出成就是效果历史意识。关于效果历史意识的理论标志着加达默尔对“精神科学”基础进行思考的最高成就。他认为历史不再是我们研究的客观化对象,不是那种所谓不依赖于认识主体而自在地存在着的“自在之物”,而是一种“效果历史”,是过去与当代相互作用存在的历史,当代植根于历史,历史参与了当代的形成;效果历史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在理解中,历史被重新塑造了,它基于我们的视界、我们的经验和被我们所理解的历史,这样我们通过被理解的历史而融入历史,成为历史的构成要素。因此,效果历史的意识中包含了不同视界所展现的意义的不同理解,也包括了两种视界相互作用的意识。在加达默尔看来,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依赖于它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始终是我们所理解历史之效果,由于我们在理解历史中事实上重新规定着历史,因此我们对历史也产生着某种作用,即效果。效果历史意识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历史对话,这就意味着我们与历史存在着某种联系,意味着我们已把自身置于历史的视界中,超越自己和他人的特殊性,获得一种更高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的获得就在于我们进入源语文本的历史时,我们获得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界,它乃是包容了历史和现代的整体视界,即加达默尔的“视界融合”。
 三、结语
 通过对加达默尔的三大诠释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意识-来探讨,寻找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并从诠释学这个角度重新看待作者、文本和译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理应肯定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文本重译的必要性,鼓励译者不懈地追求翻译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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