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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翻译腔
专业翻译机构--丽都翻译公司-因为专业 所以卓越   2014-10-31 17:25:31 作者:郭 勤 绵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来源: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621000 文字大小:[][][]
摘 要::翻译腔现象客观存在。翻译腔不尽带有贬义。翻译腔可能是积极的,是译者故意在译文中引进异质而为之,这与一种主张有关。中国翻译思想史和西方译论中皆存在故意使用翻译腔的做法。翻译腔也是一种认识。人们对某种形态的翻译腔的认识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关键词:翻译腔;积极;认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91(2014)02-0096-03
 Rethinking Translationese
 GUO Q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Mianyang,621000)
 Abstract:Translationese does exist.All that translationese does is not negative.In the sense that it results from translator’s intention of introducing something exotic,translationese may be deliberately positive.Deliberate translationese occurs in both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ese is something of subjective recognition.Attitudes toward a certain translationese phenomenon may vary over time.
 Key words:translaitonese,positive,recognition
 《当代翻译理论》指出“翻译体带有贬义。贬义中的翻译体是机械主义翻译观和方法论的产物。这种所谓的翻译体的显著特征是不顾双语的差异,将翻译看作语言表层的机械对应式转换”[1]56。理想的译文是“透过译文看到的作者仍然是外国人,但他是用地道的译文语言同读者谈话”,“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2]43。”但要求译文中不带异国情调,不带异国语言表达方式上的某些特点是难以想象的。孙致礼指出,要百分之百地避免洋腔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翻译腔不尽带有贬义。翻译腔应予以辩证全面地看待。
 一、翻译腔现象客观存在
 唐朝贾公彦说“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圣经上描述,“那时天下的人口音,语言都一样”,人类想团结起来修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但被上帝阻止,人类散落到各地,说着不同的语言。语言之间存在共性,这使翻译成为可能。而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又使翻译成为必然。同一个意义在两种语言中的表达方式相同时,人们察觉不出翻译腔。反之,同一个意义在两种语言中的表达方式不同时,翻译腔客观存在。奈达认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3]152”。各民族之间特殊性的差异使得原语词汇所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等语和对应语,出现词汇空缺。对于词汇空缺的翻译方法,大致有几种。第一种,音译。孔子就史书在记载历史事件、人物、事物等的方法时最早提出“名从主人”,“物从中国”。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高潮即佛经翻译中,带有异域色彩的佛教信仰中的词汇在汉文中没有对应语,给翻译高僧们造成困难。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提出的“五不翻”。“五不翻”并不是省略不译,而是主张用音译的办法来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翻译家周作人同样在《名从主人的音译》中提出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的原则。第二种,意译。第二次翻译高潮即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主要是中国士大夫把西方的科技引入中国,西方的传教士把中国的典籍译介到西方。在此次翻译高潮中,庞迪我(D.de Pantoja)基于中西文字差别实在太大,认为翻译工作特别困难,主张意译,提出翻译首先要“粗达言语言翻译研究
义”。但后来章士钊认为以义译名“无论选字如何精当,其所译者非原名,乃原名之定义是也”,其弊端是译名常常不能吻合原意,容易使人望文生义而生歧义[4]175。如季羡林对梵文“Buddha”汉译的考究。梵文“Buddha”汉译成“浮屠”,“佛陀”,“复豆”,“佛”等。但季羡林认为,“佛”并不是“佛陀”的省略。他从“Buddha”音译成“浮屠”和音译成“佛”精心推敲出了最早佛经传入中国的媒介。第三种,创造新词汇进行翻译,英国人传教士傅兰雅根据自己的翻译经验则主张中国可创造科技新词汇翻译科技书籍以解决科技方面存在的困难。创造新词汇还包括将中文中夹杂进外语的词语,即被钱钟书先生曾戏称为“芽菜缝夹菜叶子”的夹杂译,如“KTV包房”,“BP机”,“卡拉OK”。无论是音译,意译还是创造新词汇或者夹杂译,都有翻译腔味。事实上,对于外国的人名、地名和各种事物的名称,以及许多带异域色彩的语言、感情、思想、信仰等,无论你怎么译,怎么化,也还是一眼就看出是外语种那个世界的产物。翻译毕竟不同于原语创作,要百分之百地避免洋腔是不可能的。正如鲁迅指出:“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外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4]298-299
 二、故意的翻译腔是一种主张
 翻译腔可能是积极的,是译者故意在译文中引进的异质成分造成的,这与一种主张有关。制造翻译腔,引进西化表达方式并不是随意的结果。译者发现源出语的表达形式新颖有力,活泼生动,故意在译文中保留源出语的特点,故意使译文有翻译腔,希望向译入语“输入”新的表现法,改进其文法和句法。这种翻译腔体现的是积极的批评精神,是一种功劳;它丰富了译入语的表达方式。茅盾曾指出,翻译中还要“适当地照顾到形式上的特殊性”,因为这对促进中国“语体文法的严密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许渊冲认为如果外国语的表达形式比本国语更精确,更有力时,可以吸收外国的新鲜用语。
 从中国翻译史看,梁启超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的,堪称“日本文体”的新文体,通俗易懂,在他的时代对启发民智,救亡图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鲁迅认为中文文法本身“有缺点”,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取些外国的句法,所以通过翻译而有所新造是很自然的。因此,鲁迅十分提倡“欧化”,他认为欧化的文法的侵入并非因为好奇,而是必要。他身体力行,在自己的译文或作品中体现了这种洋味,保留了欧洲语言的许多特点。例如他在《伤逝》种写到“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鲁迅将状语“永远,永远地”后置,在白话文兴起的那个年代,很明显是对欧洲语言的模仿,是受翻译腔影响的表现。但就艺术效果来看,这种后置的确加强了艺术感染力,所以这种翻译腔渐渐地被人们接受和继承了下来。
 实际上,社会开放,文化交流增多,对异域文化和语言体系就愈发熟悉。文化趋同的总趋势总是合理的,翻译腔问题也就变得没那么尖锐。带有翻译腔的新词术语被长期而广泛地流行与使用后,逐渐就会融入到本族语言的词汇中,从而成为本族主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佛经翻译高潮中的“浮屠”“菩萨”等外来佛教词汇,当今已成为人们的常用词汇。同样,明清科技翻译中“民主”,“逻辑”,“科学”等反映西方文化的新词术语早已中国的主流文化。这个意义上讲,翻译腔在从言语上升到语言的轨迹中起着先锋作用。但此处需要指出的是,带有翻译腔的新词术语并非都能进入译入语的体系,能否融入译入语与译入语自身的结构密切相关。如“德先生”“赛先生”,“自己们”这些表达法因与汉语不协调,最终未被汉语采用。
 从西方翻译流派来看,批判翻译腔忠实于原文形式,并未忠实于原文内容的思想本质上仍是以原作为中心,将译作次等或屈从于原作的思想,是一种结构主义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受哲学上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总想寻求一种固定性;体现在翻译上,就千方百计地追求译文和原文的等值。随着西方译论的深化,西方译论中多个流派从不同的视角挣脱了结构主义的桎梏,彻底颠覆了传统译论中译文和原文的对立,消除了传统翻译忠实观的影响。它们主张在译文中引入异质,尽管译文会半通不顺。
 多元系统论主张当外来文学的输入频繁,翻译文学的地位处于中心,本国文学在世界大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应更倾向于接近原文,应打破本土文学的传统规范,将外来文学的新元素引入到本国文学系统中。这种打破与引入会留下翻译的痕迹。后殖民主义的集大成者韦努蒂(Venuti)认为二战后全球范围内英美文化的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因此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为抵抗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和文化霸权,打破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不平等,他提出“异化”的译法。“异化”保持异国情调,彰显了译者身份,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干预。译文可能半通不顺,可能有翻译腔,但不可否认,韦努蒂的“异化”观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翻译策略。
女权主义翻译观主张“翻译是用女权主义方法来再改写”。他们认为男性语言处于统治地位,女性语言是第二位的,如“history”,“they”等词就表明了女性语言的从属地位。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翻译女权主义的作品时,女权主义者主张对性别的语言表示符号做些努力,通过“中性化(neutralization)”和“减性化(desexation)等手段来“重新性化语言(resex language)”,以至于在作品中能听到女性的声音,看到女性的身影。她们对圣经进行重译,用“anyone”替换修订标准版中极赋男权色彩的指称上帝的代词“he”,用“God the Sovereign One”,或更为极端的表达“God[the Mother and Father]”来替代传统译文中的“God”。另外,她们还自己创造新词,如“sexual harness”,“date rape”等来凸显男女平等,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这种故意的陌生化的译法是一种另类的翻译腔。
 三、翻译腔是一种认识
 前面谈及的是翻译腔作为现象。其实,翻译腔同时又是一种认识和批评,即批评译文佶屈聱牙,没有入“化”。这种批评会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为翻译的语言载体——源出语和译入语,这两种语言本身就不是静止的:源出语对译入语的影响和作用,例如词汇的借用,新句法的引入等都会在译入语的语言结构中留下痕迹,甚至导致译入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可能会导致对同一译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识:当译入语的这种变化初始在译文中体现出来时,人们总觉得译文别扭,有翻译腔,不能立即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熟悉了这种变化后便不再认为它是翻译腔。陌生化翻译引入的表达方式并不一定会永久以异己的身份出现在译入语中。叶子南曾用动态的“连续体(continuum)”的概念描述一种原语语言体系中的表达方式以个别言语的身份出现在译入语中,又上升到语言体系中的过程。再次以中标国翻译史上的佛经翻译便为一例。中国古汉语常使用之乎者也,并且是骈文文体。佛教传入中国后,因为古汉语和梵文之间的明显差别使得佛经这舶来品的文献译本不可能正好符合古汉语那种四言八句工整的对仗,所以只好照着原文译。显而易见,在古汉语时代,这样不工整的译文违背了古汉语的整齐,所以它带着浓厚的翻译腔;但之后随着类似不工整的译本的增多,人们逐渐接受了这种不工整的译法。甚至后来在这种不工整的译法的影响下还发起了由古汉语走向白话文的运动;所以今天当人们以白话文的视角再看那不整齐的译文时,翻译腔的感觉就不那么强烈了。这正如鲁迅认为的“开始不很习惯,但逐渐同化,成为己有了。”“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景也不是久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4]297
 其实,对翻译腔的讨论翻译界早已不乏其文。在当前西方译论和中国传统译学共存共繁荣的背景下,笔者认为对翻译腔的认识应该予以深化。应该用辩证的,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翻译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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