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翻译机构--丽都翻译公司-因为专业所以卓越_ 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翻译时间与故事文本探析

一、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文本简介敦煌文献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并未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改造，是最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大约有 5万余件，其中佛教文献约占90％之多。这些文献除汉文外，还有古藏文、梵文、于阕、回鹘文、吐火罗文等多种古代文字。20 世纪初，随着敦煌石窟藏经洞被世人发现，这些古代文献随之流失海外及民间，目前英、法、俄罗斯、日本、美国以及国内部分城市的图书馆和研究所，都藏有一定数量的敦煌文献和壁画。其中英国藏有少量藏品，具体数量不详。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中，古藏文文献多数被英法和俄罗斯劫去。其中英法藏品中有较为完整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翻译本。这一译文共有五部文卷，其中编号 I．O．73A 、I．O．737B、I．O．737C、 I．O．737D(I．O为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敦煌本藏文文献的缩名)等四种文卷藏于英国伦敦，编号 P．T．983(P．T为法藏敦煌本藏文文献缩名 )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这批文献流失海外，引起外国学者的高度关注。1929年 F．W．托马斯宣称斯坦因从敦煌带回的手卷中发现了罗摩衍那故事的一个藏文写本，发表学术论文《中国新疆发现的藏文罗摩衍那故事》n，成为研究古藏文本《罗摩衍那》的海外第一人，其文对写卷作了概括的介绍，并翻译了大部分诗行。接着 M．拉鲁乜、J．K．巴比尔0、J．w．德庸等人对法藏或英藏古藏文本《罗摩衍那》的其中某一个写卷进行研究、考证和翻译。一时间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成为了海外藏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命题。国内于 1983年出版一本《敦煌本藏文文献》，古藏文本《罗摩衍那》收录其中，这是敦煌本《罗摩衍那》首次在国内公开出版。该书中介绍，英法藏品共有五部写卷编号，其中英藏编号 I．O．73A 和 I．O．737D原本为一部写卷，收录时将此两部合二为一，尽量修复文献原貌哺，王尧、陈践二人同时将 I．O．73A和 I．O．737D翻译成汉文，刊登在《西藏研究》1983年第 l期上口。此后，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收录于国内各大学编写的古藏文教材中，编者们探讨翻译时间的同时，也加注词汇解释：而各种藏族文学史中对其艺术风格进行了阐述。二、文本翻译时间一般认为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是吐蕃时代的译作，就其具体缮写时间而言，研究者各持不同观点。季羡林先生提出“西藏地区，也由于地理条件有利，较早地和较全面地，接受了印度文化和佛教。许多印度古典文学作品译为藏文。《罗摩衍那》也传入了西藏，但不一定就是蚁垤的本子。西藏学者翻译加创造，改写了《罗摩衍那》。在敦煌石室就发现了有五个编号的藏文《罗摩衍那》。”碡郁龙余也认为“我国藏族地区，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很早就有藏译本，在敦煌石窟里就有发现 5个编号的藏文《罗摩衍那》。这个译本是缩译本，文体也有一些变化。”凹至于对具体翻译时间和文本内容，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评价。荷兰藏学家 J．w．德庸称《罗摩衍那》六件手卷均未注有日期。发现于敦煌的手卷有些来自卫藏，但大部分则可能是由本地人缮写。许多敦煌藏文原文写于汉文手卷的背面，故而认为这些文字是吐蕃占领敦煌期间写下的。他用藏于印度事务部的写在汉文手卷背面的两件藏文写本(编号 A与 D)作为凭证，说明《罗摩衍那》六件手卷写于吐蕃占领敦煌期间的观点并非臆断n。高瑞n从该文献的语法结构和字体认为是吐蕃时期的译作；扎巴军乃n。亦称是公元 9世纪文献，并认为属于世界早期译文类。洛珠加措在《<罗摩衍那>传记在藏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一文中，提出《罗摩衍那》古藏文写卷翻译于赤热巴巾时代。理由是 “美卡加措二百十九年 (882年)，也就是在唐朝，藏王赤热巴巾七岁时，派大臣使者去唐宫，在石碑上刻下了汉藏合璧的文字，其风格、字体以及颠倒的藏文符号，与敦煌发现的《罗摩衍那》传记的字体、风格极为相似……．我以为古代的两种不同的译本，无疑是热巴巾时期的译文。”n朝降边嘉措提出 “《罗摩衍那》是在赤松德赞至热巴巾时代，被介绍到我国藏区来的这一说法，是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信的。”n以上诸多说法，基本处在同一历史时间内。吐蕃占领敦煌是在公元 787年(按照戴密微 ) 或 782年 (按照藤枝晃)到公元 848年，赤松德赞到热巴巾时代是公元 755年 838年，大致在公元 8世纪中叶到 9世纪中叶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从汉藏史料来看，这一时期是吐蕃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多数前弘期佛经也是在这一阶段翻译成藏文。加上古藏文本《罗摩衍那》文献出现在敦煌而非卫藏地区，所以多数国内外研究者认为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或与其相近时期的译文。除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以外，吐蕃时期的仁欠卓玛：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翻译时间与故事文本探析 ·9l · 其它文献中也有关于罗摩故事或印度两大史诗的文字记载。法藏敦煌文献 P．T．209、P．T．210、P．T．21l 三种不同编号的《三续经》文献中有哈奴曼达 (hanumnta)、十首魔王 (mdvshagriba)以及妙音天女(tshidbnglhamo)等罗摩故事人物的名称。这三种文献内容一致，字体却差异很大，能看出出自三位缮写者之手。三种文献的语法和书写特点与古藏文本《罗摩衍那》基本相似。收录于德格木刻版《大藏经》之丹珠尔颂部函的《殊胜赞》和《胜天赞》①就有罗摩故事的记载。《殊胜赞》正文中记载 “罗摩和贵赛等君王从苦修林返回宫廷”，②又记载 “罗摩为救出爱妻纵身渡海往魔城”@。《殊胜赞》翻译于公元 8世纪，而公元 11世纪翻译的《殊胜赞注解》中对以上两句格律进行简单解释，是罗摩故事的梗概。大意是“十车王前往三十三重天，与阿修罗交战，不幸身负重伤，疼痛难忍，于是返回阿逾陀城。小王后吉迦耶悉心照料，伤势痊愈。于是允诺小王后，他日完成其一桩心愿。有一时，十车王欲想立罗摩为王，吉迦耶心生妒忌，要求国王履行誓言，将罗摩流放森林十二年，由其子婆罗多继承王位。罗摩前往森林，不料悉多被劫，罗摩诛杀罗波那，夫妇居住在丛林深处。婆罗多等众人祈求罗摩回宫，罗摩回到阿逾陀城中，纵享欢乐。”④编纂于公元 9世纪的《翻译名义大集》Ⅱ。中有：“shungrt品由斯坦因于 1907和 1914年两次从莫高窟劫走，收藏于英国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总数约 13300件左右，包括 12种文字的文献。法国藏品由伯希和于 1908年劫走，目前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总数约6000件，其中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大量古藏文和回鹘文等文字写本。俄罗斯藏品主要由奥登堡于 1914年劫走，总数约 190000件，绝大部分收藏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日本藏品主要由 1912 年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劫去，另有购自中国民间流散卷子，约 750余件，分别藏于日本各大学图书馆和私家手中。国内藏品为劫余部分，分藏于京、沪、津、沈、宁、杭、台、港及甘肃的一些地方，约 19000件。另外美国、丹麦、德国、韩国、瑞士、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也也传入了西藏，但不一定就是蚁垤的本子。西藏学者翻译加创造，改写了《罗摩衍那》。在敦煌石室就发现了有五个编号的藏文《罗摩衍那》。”碡郁龙余也认为“我国藏族地区，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很早就有藏译本，在敦煌石窟里就有发现 5个编号的藏文《罗摩衍那》。这个译本是缩译本，文体也有一些变化。”凹至于对具体翻译时间和文本内容，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评价。荷兰藏学家 J．w．德庸称《罗摩衍那》六件手卷均未注有日期。发现于敦煌的手卷有些来自卫藏，但大部分则可能是由本地人缮写。许多敦煌藏文原文写于汉文手卷的背面，故而认为这些文字是吐蕃占领敦煌期间写下的。他用藏于印度事务部的写在汉文手卷背面的两件藏文写本(编号 A与 D)作为凭证，说明《罗摩衍那》六件手卷写于吐蕃占领敦煌期间的观点并非臆断n。高瑞n从该文献的语法结构和字体认为是吐蕃时期的译作；扎巴军乃n。亦称是公元 9世纪文献，并认为属于世界早期译文类。洛珠加措在《<罗摩衍那>传记在藏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一文中，提出《罗摩衍那》古藏文写卷翻译于赤热巴巾时代。理由是 “美卡加措二百十九年 (882年)，也就是在唐朝，藏王赤热巴巾七岁时，派大臣使者去唐宫，在石碑上刻下了汉藏合璧的文字，其风格、字体以及颠倒的藏文符号，与敦煌发现的《罗摩衍那》传记的字体、风格极为相似……．我以为古代的两种不同的译本，无疑是热巴巾时期的译文。”n朝降边嘉措提出 “《罗摩衍那》是在赤松德赞至热巴巾时代，被介绍到我国藏区来的这一说法，是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信的。”n以上诸多说法，基本处在同一历史时间内。吐蕃占领敦煌是在公元 787年(按照戴密微 ) 或 782年 (按照藤枝晃)到公元 848年，赤松德赞到热巴巾时代是公元 755年 838年，大致在公元 8世纪中叶到 9世纪中叶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从汉藏史料来看，这一时期是吐蕃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多数前弘期佛经也是在这一阶段翻译成藏文。加上古藏文本《罗摩衍那》文献出现在敦煌而非卫藏地区，所以多数国内外研究者认为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或与其相近时期的译文。除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以外，吐蕃时期的bcupa(藏文)十车王”@；也有“skysenggibu(藏文) 班陀波”、“vjigssde(藏文 )畏怖部 ”“sridsgeub(藏文)成有”@等《摩诃婆罗多》中班度及其诸子名称，可见公元 9世纪印度两大史诗的故事已流传到了吐蕃。那么，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藏于敦煌石窟中的《罗摩衍那》和《三续经》写本，因地处吐蕃边陲，或因时局动荡，被人藏匿洞中，故而得以保留。而收录于《大藏经》丹珠尔之中的《殊胜赞》和《翻译名义大集》等出自卫藏地区的文献，经过藏文厘定、分裂割据时代，以及《大藏经》编纂等多次修改，古藏文文献特点已完全消失。这也是目前卫藏地区除金石文字⑦外，刻写于其它材质上的吐蕃文献已寥寥无几的原因之一。无论是敦煌文献还是收录于大藏经中有关罗摩文献，虽然字形结构和语法特征差异甚大，却是同一时期的译文，因此可以推断，公元 8～9世纪西藏不仅有《罗摩衍那》译本，且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是当时吐蕃文化界相对熟知的一项命题。三、故事文本分析敦煌古藏本《罗摩衍那》共有五个编号的文献，其中编号 I．0．737D和 I．0．737A文献原本为一部缘》(十车王的故事)等故事文本。直到 19世纪印刷本出现后，罗摩故事版本繁多的局面才得以控制和改观。《罗摩衍那》精较本于 1960年到 1975年间在印度出版，作者蚁垤仙人。据研究资料显示，印度罗摩故事向世界各国传播的路线可以归纳为西线、北线、东线、东南线和南线五条阻，经过这五条路线，罗摩故事从印度各地传播到世界各国，形成了数百种不同的故事文本。其中西线因商贸和战争经西亚流传到欧洲。其余四线主要是通过传教法师和文学艺术交流，其中北线是“从印度东部经北部的旁遮普、克什米尔，进入中的西藏地区，汉族地区、蒙族地区和新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再经中国传入日本”。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可以归类为北线流传的故事文本。从印度本土的各种罗摩故事，和流传至东南亚的罗摩故事来看，各种故事文本是通过改编、翻译、缩写和再创作来传播和发展，但基本都保留了原作的骨干故事。至于或多或少的改动和差别，是因为作者 (或译者)的思想观点、所处地位、写作(翻译)目的、时代背景、风俗习惯、语言风格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因此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的原始梵语文本也同样无从考证，或许该文本有数种原文文献，或许是根据北传路线中某一流传点的故事文本来翻译，或再进行了加工或创作。从总体来看，早期时候随着佛教(或印度宗教)的传播，流传至东南亚、西域和中国各民族地区的罗摩故事文本，除保留原作骨干故事外，情节和结构差异甚大，其梵语原始文本基本无法考证。这一现象符合文学的流传变异性特征。其次，古印度的宗教与文学艺术分不开，印度宗教文化在传播中借助于文学艺术，并根据传播地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等因素进行改编。另外，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利用文学艺术宣传和感化民众，文学艺术为宗教服务，这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般规律，古印度从吠陀经、本生经到往事书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