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定语从句译法补遗

就英译汉而论，定语从句的翻译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大凡译文之生硬、拗口甚至晦涩多半都是因没能译好定语从句所致。 鉴于此， 被众多高校用作翻译课教本的《英汉翻译教程》①（以下简称《教程》）对定语从句的讨论特别充分，《中国翻译》这些年来也发表了不少专论英语定语从句汉译的文章，如笔者手边就有《英语定语从句的基本译法》②（以下简称《基本译法》）、 《知其然，亦应知其所以然———论英语关系分句（定语从句）及其汉译》③（以下简称《知其然》）和《限制性定语从句传统译法的探讨》④（以下简称《探讨》）等三篇论文。《基本译法》循《教程》之道引用若干译例，在表层语法结构上进行归纳分类，总结出了定语从句的两种译法，即“合译法”和“分译法”；《知其然》撇开《教程》名目繁多且不甚科学的方法技巧，抓住关系分句（定语从句）深层结构这个关键，从而使译者面对定语从句能心中有数，方法技巧的问题便迎刃而解。《探讨》则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区分了限制性定语从句的修辞功能，指出应根据主句和从句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进行翻译。上述三文虽角度不同，层次有别，可都立论有据，论述充分，结论合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理论价值。但美中不足的是，三文中给出的某些译例都或多或少地使各自的理论或主张打了些折扣。如《基本译法》为了说明要分清主从句的层次，引用了《教程》134页上一个译例：

(1) World War II was, however, more complex than World War I, which was a collision among the imperialist powers over the spoils of markets, resources and territories.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市场、资源和领土的冲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比第一次复杂。

《基本译法》强调说：“译文中从句前置层次才清楚。”可为了此句主从层次清楚，译者却忽略了此句同上文的层次关系，活生生地译掉了原文中的however一词。如果有人把此句译成：“可二战比一战更为复杂，因为一战只是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市场、资源和领土的战争。”《基本译法》的作者能说这句译文没分清主从句的层次吗？

又如《知其然》一文为了说明有的英语定语从句带有状语含义，引用了《教程》137页上的一个译例：

(2) He would be a shortsighted commander who merely manned his fortress and did not look beyond.

谁如果只守城堡而不往远处看，那他就是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员。

但要是有人把此句译成：“只守要塞不看远处的指挥官是目光短浅的指挥官。”那《知其然》的作者又怎样同他理论呢？

再如《探讨》为了强调具有“弱限制”功能的英语定语从句汉译时必须前置，引用了《教程》131页上一个译例：

(3) They would have had to live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under the stigma that he had recklessly precipitated an action which wrecked the Summit Conference and conceivably could have launched a nuclear war.

他们可能已不得不蒙着一种臭名而终其余生，这个臭名就是：他曾贸贸然采取了一项行动，这项行动破坏了最高级会谈，并且可以设想，还可能已触发一场核战争。

不过《探讨》将上句改译成了：

“他们可能已因他草率地采取了破坏最高级会谈的行动，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这种骂名而不得已苟度余生。”

虽说改译后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探讨》的理论，把action后定语从句的前半部分译成了“行动”的定语，但这种实践显然并不充分，而且整个译句似乎也算不上一句通顺的中文。倘若有人把这个句子译成：“他们的余生很可能得蒙上耻辱，因为他曾贸然促成过一项既破坏了最高级会谈又差点儿引发一场核战争的行动。”那么在一些读者的心目中，《探讨》所依据的“功能翻译理论”很可能也会under the stigma。

奈达先生说：“理论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 （theories should be built on practice）。”⑤ 纽马克好像也说过：研究翻译理论就是要找出适当的翻译方法。近年国内发表过不少谈英语定语从句译法的理论文章，似乎对翻译这种定语从句的原则已达成了共识。虽然各家说法不同，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条：一、凡是像汉语定语一样起修饰限制作用的英语定语从句都必须译成定语（下称“原则一”）；二、对于起补充说明作用的英语定语从句则根据其补充说明的事项（如原因、目的、时间、地点、结果、假设、让步、条件以及伴随情况等）译成相应的状语从句或并列分句（下称“原则二”）。从理论上讲，这两条原则可谓毋庸置疑，颠扑不破。因为不管你是用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等值”还是用辜正坤先生的“最佳近似度”作为标准，把起修饰限制作用的attributive clause译成定语都是最佳选择；而对起补充说明作用的attributive clause，因汉语定语不具有补充说明的功能，当然只有另辟蹊径，酌情翻译。但理论的发展似乎并未给翻译实践带来新气象，连许多提出理论的人也未能把一些起修饰限制作用的英语定语从句译成定语。究其原因，这些理论研究者并没借助自己的新理论到实践中去寻找新的方法，虽然他们把语用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符号学的新理论引入英语定语从句译法的研究，但一落实到具体方法上，仍然跳不出《教程》那些传统译法的窠臼，不是“前置”就是“后置”，除此别无他法。为了说明问题，现在我们也从《教程》引用三个译例：

(4) I want a man who will throw his hat over the Chindwin and then lead his troops after it.

我要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决心在钦敦江破釜沉舟，然后率领部队前进。（p.14）

(5) They are striving for the ideal which is close to the heart of every Chinese and for which, in the past, many Chinese have laid down their lives.

他们正在为实现一个理想而努力，这个理想是每个中国人所珍爱的，在过去，许多中国人曾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p.131)

(6) But without Adolf Hitler, who was possessed of a demoniac personality, a granite will, uncanny instincts, a cold ruthlessness, a remarkable intellect, a soaring imagination and—until toward the end, when drunk with power and success, he overreached himself—an amazing capacity to size up people and situations, there almost certainly would never have been a Third Reich

文章来源： 中国翻译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