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翻译家——刘习良
如果你让我对刘习良同志作个评价的话,我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部长翻译家。”因为这是多年来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我和习良同志结识较早。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外交部调到中央编译局参加《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翻译工作,习良同志也从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借调来参加这项工作。记得尽管他那时很年轻,却刚一来就被安排做定稿员,也就是现在的译审了。习良同志很谦虚,执意不肯,坚持要中联部的老同志陈清海先生领衔。可由于大家公认他西班牙文水平高,“为了对《毛选》翻译负责”,众望所归,最后还是请他定稿了。三卷书的翻译工作从1966年末开始到1969年结束整整搞了三年。在这三年的工作中,我深感习良同志的西班牙文的确是出类拔萃,非一般译者所能比,其特点就是三个字:精、深、广。
1975年中央集中一批人翻译《毛选》第五卷,习良同志自然又是当然人选,而且此次他不仅担当定稿工作,还任西班牙文组组长。在这次历时两年多的工作中,他不仅充分地展示出自己的西班牙文才华,而且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在一篇题为《默默奉献四十年》的文章中提到习良同志在翻译《毛选》五卷时的表现时有这么几句话:“……有些同志还宁可抱病工作也不下战场,例如当时任西班牙文组组长的刘习良同志胃病很严重,经常是一手捂着胃部,脸色苍白,一头冷汗地工作……”的确,习良同志不仅是一个聪明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个勤奋敬业的翻译家。而聪明和勤奋敬业也恰恰是他取得成就的关键之所在。《毛选》五卷译完后,中央编译局又承担起了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以及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翻译任务。习良同志又多年参加了这项工作,即使在他当了副部长后,还在百忙之中来过几次。也正是在这些国家领导人著作和中央文献的翻译中他锻炼成了我国屈指可数的中译西专家。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为拉美“文学爆炸”所震撼,掀起了一股介绍拉美文学热,到90年代中期,差不多这个大陆各国的代表作家都介绍到了。这无疑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是一大贡献。这个阶段,也正是习良同志从广播电台台长到广电部副部长的升官的时候。但是,他升官不忘做学问,仍然充当了我们西班牙文界介绍拉美文学的主角之一。我记得还在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我们在一起翻《毛选》时,他就手持《百年孤独》不胜感慨地说:“这种作品如能翻译过来有多好呀!”后来在改革开放后,他果然率先翻译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包括他的多篇中短篇小说和《百年孤独》的某些章节。后来则更是欲罢不能,接连翻译了《玉米人》、《幽灵之家》、《天谴》、《窝囊废》、《月亮部落》等多部拉美著名长篇小说。至今,习良同志在介绍拉美文学方面仍是笔耕不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我国在传播拉美文学方面相当有影响的翻译家之一。
翻译家,绝大多数是要么中译外,要么外译中;中译外、外译中均佳者,亦谓两栖翻译家,甚少。如上所述不难看出,习良同志乃其一。或许这也是他在2004年11月中国翻译协会第五届全国理事会议上当选为中国翻译协会会长的原因之一吧。(尹承东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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